姥姥去世二十七年了，二十七年也忘不掉她的影子。我真渴望有灵魂，渴望有一天能再和她相见，能让我再叫一声姥姥。
姥姥不是我的亲姥姥，她是亲姥姥去世前给姥爷找的填房。我的亲姥姥在我母亲十几岁时就去世了，我的记忆中就只有一个姥姥。姥姥的娘家是山后村，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哥哥把她带大。姥姥是个有轻微智障的人，她没有我们正常人的人情和世故。姥姥是我亲姥姥领回去的。亲姥姥很精明，这样既能给姥爷延续香火，又不会和她争风吃醋。
姥姥不会做精巧的活计，只会做饭、带孩子，我和弟弟都是她一手带大的。姥姥带我们，任我俩胡闹和疯玩，更不用说讲究卫生了。冬天屋里冷待不住，儿时的弟弟就知道在外面疯跑，冻得鼻涕流下来，实在挂不住了，就左棉袄袖子一抹，再抹到左屁股上；然后再右棉袄袖子一抹，接着抹到右屁股上。一个冬天下来，除了整天挂在腮上的鼻涕胡子，就是两只袖子和屁股上亮而厚的鼻涕铠甲。对这些姥姥都置若罔闻，她眼里就只有活蹦乱跳的、健康的孩子。到老年时，每逢村里的人开玩笑说她心眼少，她就反驳说：“俺心眼少，俺心眼少带出了两个大学生！”
我和姥姥、弟弟睡在东屋的土炕上。一到晚上，点起飘忽的煤油灯，一钻到被窝里，就缠着她讲故事。姥姥知道的故事不多，就只会讲《皮胡子灯》《借宿“虬子”屋》（过去风俗：老人死后装棺先存放在闲屋，等老伴死后同葬。）等几个鬼故事。虽然故事很短，但她讲得声情并茂，绘声绘色，吓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。特别是讲到夜深人静时，涂在棺材外面的泥，自己噼里啪啦地掉时，我的汗毛就直竖。可人就是怪，我和弟弟听鬼故事就像吃辣椒牛肉酱，越辣越有瘾。姥姥的鬼故事陪着我和弟弟，度过了娱乐匮乏的童年。
小时候的食物很少，大人顿顿是地瓜和窝窝头，小孩子正是长身子的时候，嗓子眼细，可以单独蒸一点杂合面窝窝头。我是哥哥，这个特殊待遇多享受了两年，取消这个待遇时，我七岁，弟弟五岁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弟弟坐在饭桌前，望着黑黑的地瓜面窝窝头，不吃也不语，母亲催他吃饭，他伤心地大哭：“我吃不下去！”可家里太穷，哭泣也没改变面前的食物。姥姥最疼我了，每次找到一点稀罕的吃食，就算是几个“胖孩”或谷荻草，也是给我一个大的，给弟弟一个小的。当然，弟弟也抢不过我。可是很怪，虽然弟弟吃得不好，可长大后愣是比我高了一头多。
母亲的身体不好，看遍了医生也不见起色。后来找了许多风水先生看，屋不正修屋，树不好伐树，影壁墙不对就拆了，但最终也没有起色。折腾了好几年，母亲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在父亲的村里盖了房。我读初中的时候，就搬到杨庄去了，弟弟和妹妹就改姓了杨，母亲挂念姥爷的血脉，就让我还姓张。姥姥因为故土难离，就和四姑（正常应该叫姨）仍旧住在了老家陈村。
我父亲是上门女婿，所以，姥姥生的大女儿是我的二姑。听母亲说，她学习最好，上了蛤蟆屯初中还是全班第一。但家里穷买不起鞋，她一个女孩子赤脚怕羞，所以辍学了。她后来嫁的二姑夫本来也是我邻村的，二姑夫的大爷是青岛警备区司令，四八年国民党撤退时，他对正在读军校的弟弟说：你要么跟我去台湾，要么就连夜回家，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。二姑夫的大爷去了台湾，就是后来的台湾驻美大使；姑父的爹就挑着姑父跑到了山西，挖了一个窑洞住了下来。姑父长大了身份不明说不上媳妇，只好回老家找，我二姑一听那儿天天吃馒头，想也不想就去了山西。
姥姥老了，二姑也想尽点孝心，就把姥姥接到山西襄汾享几天福。姥姥是个一根筋的人，吃不惯白面馒头，就知道天天想我和老家的人，姑姑又舍不得她走，就熬煎得更糊涂了。听姑姑说，白天看不住，整天自己乱跑。当时通讯不便，我要是知道这样，说死也不让接到山西去。后来，回到老家陈村时，姥姥就很糊涂了。可能是脑子只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会印象最深，经常自言自语：“栾克田，真混蛋，一告告到襄汾县，襄汾县里来批判，批判批判再批判。”其实，邻居栾克田也没怎么惹她，给她背了多年黑锅。一听到她唱这首自编的歌谣，我的心里就流泪。
人糊涂了可能就容易产生幻觉。那时我到潍县一中读高中去了，弟弟还和她住一块。姥姥经常半夜起来，对弟弟说：“快起来，给你哥哥开门，他在敲门呢。”弄得弟弟直抱怨：姥姥天天晚上不让我睡觉。每当我一月回一次家，我就到姥姥家住，她经常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大队里开会呢。”我为了安慰她，就一边流着泪，一边领着她到大队里转一圈再回来。这时，她就会心安好长时间，但还是时常茫然望着前方……
（市场板块 张新一）
